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命运的安排，我与“农田”打了近40年的交道。
1979年，我被录取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农业水利工程专业。父亲为我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而高兴，但也很疑惑：农田水利还需要读大学？我读大学期间，父亲的问题是：“你学农田水利，都学了什么？”我参加工作后，父亲的问题变成了：“你学了农田水利，现在干的是什么？”父亲的问题，其实不好回答。大学四年，农田水利工程专业有40多门课程，数学、力学、结构、建筑物等课程学了一大堆，我也没能理出个头绪。直到最后一个学期，临时兼任我们班主任的沈佩君老师，用一句话让我明白了这些课程之间的关联：40多门课程再加上选修、课程设计、实习经历等，就是让学生具备两个能力——农田水利规划能力和农田水利工程建筑物设计能力。
从1983年大学毕业后来京工作，至今已经整整35年了。我的工作总离不开农田。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从农田水利，到农田基本建设、吨粮田、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生态良田、智慧农田等等，在我看来，真正构成关于“农田”核心理念内涵发展进步的是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生态良田和智慧农田等4个阶段。
进入基本农田阶段
从农田基本建设到基本农田建设的理念转换，关键是基本农田概念诞生并得到确认
我参加工作后，被分配在原农业部直属的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土地利用工程研究室。我参与承担的第一个项目是黄河三角洲荒地资源调查评价，目的是为了开发利用这一大片土地资源，重点是搞清楚在这里开展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的可行性。分配给我的任务很简单，主要是判读航片、量算面积。当时，把三县面积用日本进口的先进求积仪量算完毕，整整用了半年时间。而今天，完成这项工作只在分秒之间。
从农田基本建设到基本农田建设，是我亲历的第一个理念转换。其中的关键是基本农田概念的横空出世。
改革开放后，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国家恢复对土地资源利用的行政管理。1979年，原农业部恢复设立土地利用局，其核心业务是以行政审批控制耕地改变用途、遏制耕地快速减少。1986年3月21日，中央7号文件下发，同年6月25日《土地管理法》颁布，同年8月1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挂牌成立。1988年3月，湖北省荆州地区土地管理局、监利县人民政府批准，在监利县周老嘴镇划定了3个保护区块、105个保护片共计37792亩“基本农田”，这是我国第一个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基层实践。1989年，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原农业部联合在湖北荆州召开了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区现场会，要求推广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经验、完善做法。1992年，国务院批转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原农业部“关于在全国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工作批示的通知”，确认了基本农田概念。1994年，国务院颁布《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在法制层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永久基本农田”概念，有专家解读为“基本农田，永久保护”，也有专家解读为“需实施更加严格保护的，居于更加重要意义的基本农田。”我认为，各地区划定的基本农田数量占本区域耕地的80%以上，其中有优质耕地也有中低产田，在保护政策上应该有所区别。
进入高标准农田阶段
规划统一了各部门的同类建设活动，明确到2020年建成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8亿亩
1997年，中央11号文件下发，要求加强土地建设；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颁布、原国土资源部组建，土地整理成为一项国家事业。2001年，第一批国家投资土地整理项目计划付诸实施。浙江省创新性提出“标准农田”建设，明确了农田整理项目建设的一些硬杠杠，提出了土地整理的标准化问题。2003年3月，原国土资源部发布《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2001~2010年）》，提出优先开展基本农田整理，以建设促保护，按照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全面提升基本农田的生产能力。
2005年，我们建议设立300个基本农田建设示范县，集中力量打造国家级基本农田保护标兵，对耕地资源相对集中的县实施差别化建设政策。2006年，原国土资源部发文，正式确定116个国家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提出了“基本农田标准化、基础工作规范化、保护责任社会化、监督管理信息化”的四化目标，使之成为各省（区、市）基本农田保护和建设的样板。
牵头组织编制新一轮《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是我的份内职责，也是我的职业生涯中感觉比较开心的事情之一。对此，我有几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这个规划列入国务院审批的为数不多的国家级专项规划；二是没想到这个规划预告了国家建设8亿至10亿亩高标准农田的战略决心；三是没想到这个规划不仅要求继续实施116个国家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建设，而且明确提出建设500个高标准农田示范县的任务；四是没想到“规划期内，新建5000处万亩连片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统一命名，统一永久性保护标识，统一集中监管”的建议能够最终留在规划中。不过，这个规划也有遗憾，就是土地生态环境整治示范工程的具体内容没有落实在最终文本中。
为了有效地实施这个规划，原国土资源部在湖北武汉召开的全国土地日纪念大会上专门安排了一个重要议程，郑重启动全国500个基本农田示范县建设；随后，又在湖北咸宁召开“贯彻实施全国土地整治规划加快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现场会”，明确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要坚持“划得准、调得开、建得好、保得住”的原则要求。
《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经国务院批准发布后的2013年12月，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发布。该规划用高标准农田统一了各部门的同类建设活动，明确了到2020年，建成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8亿亩，亩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100公斤以上的国家战略目标。在标准化方面做了进一步提炼，要求“高标准农田集中连片，田块平整，配套水、电、路设施改善，耕地质量和地力等级提高，科技服务能力得到加强，生态修复能力得到提升”。该规划要求，原国土资源部、原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规范》，这两项国标已经发布实施。
进入生态良田阶段
农田生态状况堪忧，把“生态良田”写进“十三五”《全国土地整治规划》
改革开放旗帜下的中国发展，一直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追求，40年来，时强时弱，但总体上是强化趋势。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顶层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十二五”《全国土地整治规划》尽管没有把土地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和内容，但在编制规划过程中，比较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国际趋势和中国经验，宣传了“生态型土地整治”的理念、工程技术和案例。2011年8月，《中国土地科学》发表了“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理论、方法和技术”专刊，这是深化土地生态建设的探索指向。
与此同时，我们在实践中也认识到，仅仅谈“高标准建设”“高标准利用”和“高标准管护”三统一还是不够的，还必须重点考虑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与良种、良法三结合。在参加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懋华支持的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项目过程中，我们建议用30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国全部耕地按规划建设一轮，并命名为“良田工程”。2010年，我们明确提出了“良田工程”的概念，建议将“良田工程”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将良田良种良法并列起来的思想，得到了中国工程院众多院士的肯定。“良田是基础、良种是核心、良法是关键”的表述已经成为一个广泛共识。
完成以上两个认识方向的对接，是每年一度原国土资源部农用地质量与监控重点实验室春季报告会深度交流的结果。我们认为，农田生态状况堪忧，农田景观建设和农田生物多样性，不仅是一个国际趋势，更是我国农田建设的一个突出短板，而长期单一追求“粮食总产”连连增，深化了这一严峻形势。因此，把“生态良田”写进“十三五”《全国土地整治规划》成为我们团队的一个重要目标。
尽管在最终的“十三五”《全国土地整治规划》文本中，“生态良田”是被弱弱地镶嵌进去的，但这也已令我十分开心。生态良田是生态农产品生产基地，是健康产能的物质基础。我国粮食总产持续攀升，一方面标志着由良田良种良法良治所构成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步攀升；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不顾资源条件、不问环境状况，盲目追求粮食总产连连增，致使新增粮食总产的获得与耕地资源可靠保障、合理利用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有相当一部分粮食总产，是毁林耕种、毁草耕种、毁湿耕种，退化耕地生产、污染耕地生产带来的，这与土地资源永续利用的科学规律背道而驰。作为一个耕地保护科技工作者，不能不勇敢地站出来并发出警告。
进入智慧农田阶段
精准农业、无人农机装备、机器学习、原位连续监测、智能农田决策、基因工程等都将是未来生态良田高效利用的现实
进入信息化时代，面向农业现代化、严峻的耕地资源及其利用国情，面向国际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新发展新动向，在关注生态良田的同时，必须关注智慧农业的快速发展。精准农业、无人农机装备、机器学习、原位连续监测、智能农田决策、基因工程等都将是未来生态良田高效利用的现实。农业资源包括水、土壤、光热、微生物等等的科学保护与利用，无不被人工智慧环绕、拥抱。
2016年，在第二届智慧农业国际研讨会上，我作了一个主题演讲《让农田开口说话》。与会者反响强烈，汪懋华院士肯定地说，这个梦能够实现。农田开口说话，不仅会根据自己的健康需要、生育需要，指挥各渠道及时提供营养，且能拒绝各种各样的不健康投入、建设活动，还能切实从耕地资源健康角度实施精准保护、精细利用。
如果说，我大学读书时，是学习了关于农田加后缀的科学知识，即农田+水利、农田+道路、农田+防护林等等；那么，我的近40年职业生涯就是给农田加前缀了，即基本+农田、高标准+基本农田、生态+高标准基本农田、智慧+生态高标准基本农田。
关于父亲在我上大学前后的问题，我思考了近40年，似乎越来越接近答案。借用《泥土》一书中一句话：“我们对待土地的方式，都将影响到我们自身”，与大家共勉。
作者：郧文聚
单位：部整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