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张自恩：干一年支部书记，就赚了一肚子酒
拍摄之初，焦波曾打算以杜深忠作为唯一主线。后来和该片制片人、中央新影集团总裁高峰探讨，高峰建议：“选三条主线，影片在结构上会比较稳妥，一条线出了问题还有两条线撑着。”
焦波立马想到了杓峪村的村支书张自恩，一个整天为村里人东跑西颠的沂蒙汉子。
张自恩在部队当过四年后勤兵，退伍回乡后，从2002年起担任村支书至今。他工作热忱，一张圆脸上常挂着憨笑，在村中费力斡旋。焦波觉得，张自恩表现了中国基层治理的生态，“他或许不是优秀村官代表，但肯定是个有代表性的村官”。
刚开始，被跟拍的张自恩觉得“很不自在”，但时间一长也习惯了，“对着镜头，好孬照说。”
镜头追随张自恩的身影，记录下了整个村庄的轨迹：村口因修建小广场砍树，村民和张自恩起了争执；为了让村里脱贫，张自恩不断去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缘；村民张光爱与张光学的纠纷愈演愈烈，张自恩在中间反复“灭火”；更有村民怀疑张自恩贪污，不断上访要求查账……
片中，张自恩语带辛酸地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干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
一晚，张自恩在山上呆坐了几个小时后，跑去敲焦波的门。见到焦波，这个粗鲁大汉眼泪刷得掉下来。“焦老师，我里里外外不是人……”当时，政府已对村中账目审查多次，并未发现问题，但村民却认为“上面有人包庇张自恩”。
焦波相信张自恩的为人：“他为村里争取项目，经常提着自家的鸡蛋去送礼。”
“你当过兵、见过世面，还能被这点事情打垮？再说，你也要理解群众。”焦波给张自恩宽心。张自恩慢慢平静下来，第二天，又照常为村里的事忙活。
面对矛盾，张自恩有时会骂脏话，但在焦波看来，这才是广大村干部的真实状态：“你总不能要求他坐下来讲马列主义吧！”他认为，中国有无数张自恩这样的基层干部，并不高大全，但充满想把工作干好的“正能量”。“张自恩的烦恼，道出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难点。”
该片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展映时，一段情节让部分西方观众感到不解：过年时，张自恩提着礼品，去给那位怀疑他贪污的年长村民拜年。
“冲突还没解决，怎么就准备皆大欢喜过年了？”一位法国人问焦波。焦波告诉他：“这就是中国人，再大的事，年总是要过的。”
在家中，张自恩坐在泛黄的毛泽东、邓小平像下，对记者解释当时的动机：“毕竟我是个爷们，再说作为村支书，过年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我都要去探望，不能把他落下啊。”
以杜滨才等人为代表的村里年轻一代的命运，则是该片的另一条主线。
杜滨才四岁时，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他由父亲抚养长大。杜滨才自小刻苦，考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后，还曾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是父亲唯一的骄傲。
而对于家，杜滨才的感情是复杂的。片中他对父亲说：“我不愿意回这个破家，这个破家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
也同样是他，在杓峪村第四届春节联欢会上，含泪唱了一首《父亲》：“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只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
在剧玺博眼中，杜滨才已不能算是农村人了，“在城市学习生活，杜滨才的思维方式已经和农村的父辈截然不同”。眼下，毕业后的杜滨才如愿在济南一家旅游公司担任导游，常在微博上分享自己天南地北的见识。
杜深忠也盼望在聊城大学读电子商务的儿子杜海龙毕业后能在城里谋份体面差事，“以知识换命运”。
片中一个长镜头，记录下杜深忠对儿子的教育：
“一些人说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他把曾经在父母坟前对焦波说过的这句话，又砸给了儿子。
“这个土地不养人，咱这里的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着你成才!”
“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焦波和学生们在镜头后屏息凝神。焦波感叹：“再伟大的演员，也说不出这样的台词！”
影片之外，杜海龙并未完全按照父亲期望的轨迹生活。明年夏天毕业的杜海龙不想应聘“铁饭碗”，反而和五个同学合伙创业，在微信上开了一个卖水果的电商平台——“微果坊”，为聊城师生提供线上订购服务，生意不错。
“虽然现在‘微果坊’还刚起步，但我相信未来可以做大做强。”谈起梦想，杜海龙像父亲一样执著，尽管父亲对他“毕业卖果子”的选择并不理解。
不同于杜滨才、杜海龙，现实中多数乡村青年还是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
杜深忠把外出打工比喻为“拿着人肉换猪肉吃”。片中，年轻村民张自军在贵州某工地打工时从高架摔落，不治身亡，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下葬时，幼子指着墓坑好奇发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
葬礼结束，杜深忠哀叹：“山里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个要命的事。农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被逼出去的。”
杜深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早年他为凑孩子学费出去打工，“攒了一把辛酸泪”。一连五年他都在农闲时去莱州，帮玉米贩子收割玉米，每天每亩地不过挣几十元；收完玉米就又去工地搬砖。没日没夜的苦干让他提前衰老了，数载下来，正值壮年的他牙齿掉了13颗。
每次看片中葬礼部分，焦波都会湿了眼眶。他希望乡村能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少些“人肉换猪肉”的悲剧。
乡村最需要被了解、理解和重视
因为该片的拍摄，杓峪村，以及许多和这个村庄有关的人，都在发生可喜的改变。
淄博一家绿色食品公司的老总在看过试映后，当即决定要在杓峪村建“乡村书屋”，让村民有好书看。
一些学者也对村中优美环境和悠久民俗大为赞叹，准备申请相关保护项目，留住乡愁。
更有村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摄制组开拍以来，“俺们村里打架斗殴的少了。”
连曾经孤僻的杜滨才父亲杜洪法，也变得热情、注重仪表了。
被改变更多的则是摄制组的五个年轻人。入组之初，他们都不大明白：农村有啥好拍的？还指望拿龙标、进院线、获大奖？
而现在，他们懂了。
制片主任刘晓晨说，农村是中国的根，“希望将来能拍遍各省农村”；导演、剪辑兼摄像的剧玺博表示，“不管今后如何发展，乡村都会是我关注的对象”；导演兼摄像李梦龙则把杓峪村比作“第二故乡”；导演助理陈青和摄像小北川对未来还没有明确想法，只想跟着焦老师，把触摸乡村的路走到底。
总导演焦波感到任重道远。他想通过镜头，唤起人们对乡土的了解、理解和重视，从而推动乡村的进步。
“整个农村最需要的就是了解而非想象，它不代表桃花源，也不代表脏乱差。那片土地，我觉得大有希望。”
“了解之后才是理解。农民面对困境会发泄情绪，比如有的嚷嚷：‘我看透了法律！’但她并没有恶意，相反，农民是最宽容的一群人。”
“只有真正理解农村，才可能对农村问题投以重视。保护乡村，不是保护贫穷，也不是把农民赶上楼房，而是让乡村真正宜居。总之，要实现中央领导提出的‘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景。”
眼下，焦波团队正在由合作单位、淄博职业学院提供的办公室内，为影片剪辑不同版本，准备到国外参赛，让世界认识乡土中国。刘晓晨乐观地说：“如果在国外多拿些奖，可能日后国内公映时观众更多，票房大卖！”
许多业内人士都对该片表示盛赞。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张艺谋的恩师司徒兆敦教授更是指出：“纪录片不追求短暂的即时性，而是追求永恒。《乡村里的中国》正是这样一种追求的成果。”
高峰说：“纪录片最大的价值在于社会认知。当下的纪录片有很大误区，只关注所谓历史文化，关注动植物却不关注人，尤其不关注底层人民，而这部影片体现了纪录片的真正价值。”
焦波的态度则十分谨慎。尽管拿到公映许可证已近一年，可对纪录片公映后的票房，他很没把握。“国内纪录片市场出现过三部片子加起来只有几十万票房的惨剧。”高峰也坦言，纪录片的票房可遇不可求，“国家政策层面应该鼓励建设专门播放纪录电影的院线。”
2013年纪录片蓝皮书显示，去年中国电影总票房170亿元，纪录片票房仅130万元，不如热门电影一天的票房。被专业人士看好的纪录片《千锤百炼》在国内上映后，票房就曾遭遇惨败。
杨浪则认为，纪录片院线市场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破票房困局，或许可以从“口碑”起步，这也是他一直支持《乡村里的中国》试映的原因。
周六下午试映时“一票难求”的景象，给了焦波信心。散场后，他被观众团团围住，交流感受。几乎没人注意到他激动神情下发白的脸色——身患糖尿病的他为了影片宣传，已经连续几天没有休息好了。
与此同时，在杓峪村家中的杜深忠正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他是全村唯一每天都看《新闻联播》的人。有人告诉他，焦老师的片子火了，“你可能就成名人了”。杜深忠说：“什么名人不名人，咱就是种地的。”
但闲暇时，他还是喜欢“不务正业”，推着独轮小车上山找好看的石头，根据花纹刻上不同节气名。他指着一块充满裂隙的石头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些条条就像钻出土的虫子，所以我刻上了‘惊蛰’俩字。”
杜深忠对焦波说过，自己最渴望拥有一间书屋，有书架和明亮的窗户，门口再放块泰山石，刻上“松石书屋”四字。焦波说，如果影片影响力越来越大，杜深忠的这个愿望，离实现还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