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利用日光能来从事生产的事业。”土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朱祖祥先生在其1956年出版的《土壤学》一书绪论中指出，对生命现象来说，宇宙间能量最原始、最普遍、最经济而又最大的来源是太阳光。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储存有机质，而人类利用这些有机质作为食料，来满足生活上所需要的能量。
阳光带给了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能量。但是今天，我们却越来越容易忽视它。说到国家粮食安全，更多的人想到的是耕地保护，但却很少有人能想到日光能对于农业的根本性作用。
翻阅曾经的经典，感觉今天的“土壤学”已然变了味，只剩下了“土壤肥力”。而在科学技术和现代工程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的今天，土壤肥力几乎又被“植物营养”所替代了。化学、化工，似乎已经让我们忘却了太阳。
阳光是一切能量的源泉。朱祖祥先生讲：“为了要达到人类对宇宙能量的最高最有效的利用率，农业生产应由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及土壤管理3个环节综合而成。”“作物—家畜—土壤”3个环节不可分割，农业生产关键技术难题的突破都不能盯住一点而不及其余，通过土壤管理有效发挥微生物分解作用意义重大。这一点对于自然资源科学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今天的所谓的“作物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更多地强调“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但这一粒种子所改变的世界，是不是更加美好、更加安全，现在还难下定论。生态学告诉我们，多样性很重要，而农作物品种的高度集中，是会带来一定风险的。
回首改革开放40年，最可骄傲的成就之一，就是中国人吃饱了。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下一程将是如何“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幸福”。这就需要深刻反思，用“种子+化肥”支撑的“吃饱了的中国”如何转型？其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新使命应该如何确定？笔者以为，应当把握好如下四点：
其一，耕地保护必须联系日光能的利用。植物生产的本质是光合作用，耕地资源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日光能资源的丰沛程度和可利用程度。如果把大面积的耕地向西北转移，从接受日光能的角度来看，是得不偿失。稳定南方、沿海耕地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其固化日光能的自然禀赋是耕地保护的重要职责。
其二，耕地保护必须支持“作物—家畜—土壤”循环利用。不仅要把耕地的数量、布局保护好，还要把耕地资源利用诸环节的管制规则明确好、监管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首先是水土管理与作物、动物、土壤高效利用的过程管理。
其三，耕地保护必须是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管护。既要落实好国有耕地资源所有者的权利，把国有耕地资源所有者权益实现好；又要行使好全部耕地资源监管者的权力，把耕地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生态管护好。从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角度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一是调查评价好，二是区划规划好，三是规制监管好。
其四，正确认识和处理耕地资源保护与耕地资源利用、耕地退化污染防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自然资源科学管理问题上，基本逻辑是“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耕地资源利用过程中的严管，不能代替耕地资源的源头严防，也不能不接受造成严重的耕地资源退化甚至污染后果的严惩。耕地质量保护，需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三管齐下。
阳光是自然的，万物生长需要阳光，生命的勃发需要阳光。在耕地数量、质量与生态“三位一体”管理的今天，扛起“最严格耕地保护”的新使命，我们不仅要时刻低头关注脚下的土地，更要抬头看看头顶的阳光，让耕地在日光能的沐浴下得以更好的永续利用。
作者系国土资源部农用地质量与监控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