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毛晓雅
耕地质量的提升不仅关系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效益，更关系着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秸秆、农膜、农药化肥等引起土壤污染、地力下降等老大难问题，再次成为委员们关注的焦点。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委员们支招，需要着力提升技术水平，监管措施、补贴政策等多方发力，打好这场土地治污提质的硬仗。
耕地质量监测是耕地保护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左定超认为，建立监测预警体系，能够反映耕地质量变化趋势，科学地评估耕地质量补偿成效，预警耕地内在质量产能变化动态，为各级政府开展耕地质量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建议将监测数据纳入大数据平台，充分挖掘耕地质量监测数据信息，分析质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实现数据信息化管理，为政府部门制定耕地保护等重大决策提供支撑。”左定超说。
监测点的数量和布局直接决定着监测效果是否准确。我国目前有耕地质量监测点、土壤墒情监测点、休耕试点区域耕地质量监测点等建设项目。左定超建议，统筹这三类监测点建设，同时适当增补国家、省、市、县的监测点数量，增加监测的内容，形成自上而下的四级动态监测和评价网络。
绿肥在我国有三千年的种植历史，作为一种天然有机肥料，在当前国家推进的化肥零增长行动中大有可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林科院首席专家杨忠岐呼吁，绿肥具有替代部分化肥、提升土壤肥力、倒茬轮作、保护环境等综合作用，应当大力推广种植。
“目前我国的绿肥新品种、种植制度创建、肥料减施和全程机械化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基本形成了主要农区绿肥生产利用技术模式，具备了大规模发展绿肥的技术条件。”杨忠岐说，“但因为绿肥这种养地的有效措施并没引起农民的足够重视，我国可以种植绿肥7亿亩以上，实际每年种植仅为5000万亩，大量可利用耕地被闲置，光热水资源被浪费，十分可惜。”
“从当前技术发展看，秸秆主要在发电、还田、养殖等方面有较好应用，但这些项目都是孤立的，无法形成产业链，更谈不上综合利用。而单独利用秸秆的部分资源价值成本过高，并且在利用中会造成新的环境污染。”全国政协委员赵进才建议，“要将所有利用项目形成产业链或产业网，才能发挥秸秆最大利用价值。”
赵进才指出，规模化利用秸秆用量大、收购半径大、原料供应均衡稳定，这恰恰与农作物秸秆分散、种类和品质差别大、难储运、季节性强等特点矛盾。建议研究推广新型技术产品，包括田间散草的收集机械化技术和装备，改变人力作业为主的局面，开发秸秆集中打捆技术和装备，适应秸秆收集、储运的需要。
